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

日期:

201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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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开发计划署、工业发展组织、环境规划署、经济社会事务部、全球契约组、南方中心七个联合国机构共同主办,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和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共同承办的“第二届中外跨国公司CEO圆桌会议”于2008年11月14日—16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隆重召开。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担任组委会主席,并全程主持会议。

“中外跨国公司CEO圆桌会议”是经商务部批准的大型国际性高端会议。国际化程度高、影响力大是这次会议的鲜明特色。会议主题为“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目的是为了总结世界500强企业的成功经验,促进我国企业“引进来”、“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


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


以下是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发言全文: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国际合作——可持续发展的脊梁。

在去年的大会上,我曾经以“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是加强国际合作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二是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大家共同面临的挑战,跨国公司要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我们一定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开放方面,我们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在互利共盈的基础上,实现我国进一步的发展,今天,我的主旨演讲就围绕本届会议的主题,题目是“国际合作——可持续发展的脊梁”,也是讲三点意见。

第一,加强国际合作共谋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人类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却是不断的增长,如果人和自然的关系处理不当,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以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才能够得以延续和进步。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世界的环境保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全球环境仍然在不断的恶化,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尽管世界各国的经济基础不同,社会文化各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但加强国际合作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希望世界各国应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全面加强全球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就开始探索文明发展的新道路,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开始了人类社会共同保护环境的征程。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并列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而加强全球合作,妥善应对能源和环境的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早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

纵观全球的形势,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重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要靠国际合作,因此,我将国际合作比喻为可持续发展的脊梁,只有脊梁强壮,世界才能挺立,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世界各国应该在平等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我曾经讲过,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特点是以知识为基础,以金融为核心,以信息技术为先导,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因此,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加强全球环境保护和推动可持续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跨国公司投资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确实也有个别的跨国公司在延续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转移过时技术,甚至扩大污染来源等方面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为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对那些治污、转污、排污,高耗能、低产出的投资进行限制,要通过国际合作,制定投资的指导原则,制定投资的行为守则,对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要给予鼓励,今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第30年,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到2007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大概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速的三倍,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傅里叶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过高的资源和环境的代价,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在中国30年的快速发展中也有所体现,未来一段时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资源环境的矛盾凸显期,如果不能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将面临巨大的环境风险。国家环境安全也将受到威胁,为此,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中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永续发展。

中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依靠国际合作。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很多,今天我主要想就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这两个问题和大家共同探讨,发表我的一点个人意见。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坚定信心,加强合作,共度金融危机难关。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扩散和蔓延,十个小时以后,20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20国集团及团体的金融峰会,共同商讨进一步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我们衷心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取得具体的成果。这次金融危机从它的发展过程来看,大家可以看到先是债务危机,然后发展为流动性危机,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信用危机,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扩散之快,是人们始料不及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有价证券等金融产品是一种虚拟资本,他会因为各种因素而膨胀,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十几年来,通过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的鼓吹和运作,以抵押贷款证券MBS、债务抵押债权CDO,信用违约互换CDS等为主体的虚拟资本迅速高度膨胀,美国投资银行的杠杆率高达25倍以上,再加上缺乏必要的和有效的监管,终于导致了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我认为信用危机实际上是信心和信任的危机,现在各国在注重流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可以起到阻止危机扩散,并且向实体经济蔓延的作用,但是治本之策还是应当恢复公众对金融机构,金融系统,乃至于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为维护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由于中国的经济总量巨大,发展迅速,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世界各国对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寄予极大的希望,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我们的GDP占世界第三位,但是我们的GDP也仅占世界的6%,人均的GDP更是在世界的100名以后,所以我们只能承担和中国的国力,和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责任。胡锦涛主席已经明确表示,各国政府应该加强政策协调,坚定信心,加强合作,共度难关,中方将本着负责态度,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稳定,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本身就是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为此,我们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四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5500亿美元的资金强力的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我们希望已经宣布的十项重大措施能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我个人认为,中国之所以目前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比较小,主要是由于中国的金融机构有政府作为强大的后盾,中国人民对我们的金融机构和政府有着充分的信心,再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的金融系统还不够发达,基本上没有投资银行评级机构以及金融衍生产品,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也比较谨慎,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而阻挡了我们金融改革的步伐,今后还应该积极慎重的推进我国金融系统的改革,要沿着系统化、国际化、市场化的方向改善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要按照温家宝总理提出的要求,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储蓄和消费的关系,这三个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来看,它实际是一个互相促进,又是互相博弈的过程,新的金融创新出来以后,就需要有新的金融监管的措施,在新的金融监管的措施下,又会有新的金融创新出来,所以他是一个相互促进,而且是相互博弈的过程。虚拟经济是产生于实体经济,依附于实体经济的。但是虚拟经济中的风险,像金融等等方面出现的风险也会传递到实体经济中去,造成企业减产、工人失业或者是企业倒闭,造成经济危机,反过来,实体经济中的风险也会传递到虚拟经济中去,所以这两者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处理好。我曾经把虚拟经济比喻成经济中的软件,而实体经济可以说是经济中的硬件,软件不能脱离于硬件而独立运行,而硬件要脱离了软件,那他也只会效率非常低。在储蓄和消费的关系上,中国,包括亚洲国家和西方国家是有很大的区别,我常开玩笑说,你们西方人是把明天的钱借到今天来消费,而中国人是把今天的钱存到明天去消费,这是个很大的区别。但是,储蓄过多和消费过度,都是不合适的,所以要正确的处理好这个关系。这就是我对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三个关系的一点解读。

在汉语中,“危机”可以解释为危险加机遇,危是危险,机是机遇,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机遇是可以通过应对金融危机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努力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等等,从世界来看,我们认为世界各国通过这次金融危机的金融合作将会加强,这个我们就等待华盛顿20国会议的结果了,我想肯定会有一些加强金融合作的措施。第二点,就是地区的一体化将会加速,特别是亚洲地区10+1、10+2、10+3,就是中国、韩国、日本加上东盟国家,我想合作也会进一步的加速。包括信用互换和其他的措施,像类似于特别提款权,类似SDR之类的一些安排也可能会出现。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将会起步。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在一次会议里解决,因为大家的观点不完全一致,目标也不完全一致,但是我想有一些应该是可以取得共识的,比如说我们应该向巴塞尔资本协议一样,对银行有明确的监管的原则,那么,应该对投资银行,对金融衍生物,也应该有一些国际公认的监管原则。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我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近年来,全世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迅速增长,全球逐渐变暖,异常气候事件增加,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例如海平面上升,农业减产,淡水资源减少,生态环境恶化,人类居住环境变差,疾病增加等等,因此,气候变化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越来越多的关注,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他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提上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安全问题,气候变化也成为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问题。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和博弈同时存在,在对气候变化的成因、主要责任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中国是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观察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时,我们应当考虑到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还是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第二,中国的人均排放量比较低,我们的人均累积排放量更低。而且,排放总量里,很大一部分是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的生存排放,因为我们有13亿多人口,我们的人均排放量还低于世界平均的水平。第三,由于国际分工变化和制造业的转移,中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国际转移的排放压力,在中国出口的产品中,有一半以上是由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而在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都算到了中国头上,所以我曾经对发达国家的人讲,你们减少了排放,把帐都算到我们头上了。

尽管存在上述事实,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的,我们把建设生态文明确定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根本国策,努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中国政府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最近,中国政府又发布文件,详细阐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中国将积极开展节能减排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切入点,采取了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展植树造林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根据要求,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的消耗要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森林覆盖率要由2005年的18.2%提高到20%,此外,中国还不断增强在农业、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等领域的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高度重视防灾、减灾,努力减少灾害性天气和极端气候事件造成的损失。2005年,中国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截至2007年底,中国水电装机的容量已经达到了1.45亿千瓦,年发电量4829亿千瓦小时,这都是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的风电规模成速增长,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超过了600万千瓦,居世界第五位,中国的太阳能发电容量已达150万千瓦,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达到了1.1亿平方米,多年来都是世界上的第一位。生物质发电的装机容量是300万千瓦,生物燃料乙醇的生产能力超过了120万吨,核电的装机容量906万千瓦。这些都说明中国在发展清洁能源方面的努力。

2007年,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量相当于一次能源消费量的8.5%,2007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总额达到120亿美元,据我的了解,仅次于德国,占第二位。风力发电等等都在发展,我们要力争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量的10%左右,到2010年达到15%左右的目标。温家宝总理最近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技术开发转让高级别研讨会上,讲话中强调,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候,必须坚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必须坚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必须坚持共同但又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必须坚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的目标,必须坚持依靠技术进步,中国将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要求,积极推动落实巴黎路线图的谈判,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个人认为,从长远看来,气候变化问题比金融危机问题更加重要,我在和一些国际组织,和知名人士的接触中,我也一再强调,当前需要认真解决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各国领导人应当在有关气候变化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近几年来,有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对气候变化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当前需要将这些意见和建议整合起来,形成重点明确、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提交给各国领导人,为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提供参考。二是要研究开发不排或者少排温室气体的技术,气候变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影响以外,与人类的活动,特别是在使用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过程中排放二氧化碳的程度密切相关。化学工业是使用煤炭和石油的大户,积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义不容辞,化工技术也必将成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手段。我在达沃斯会议上,因为我曾经担任过化工部的副部长,所以他们化工这些巨头们请我参加他们的会议,我就提出来,希望他们一定要切实的负起解决开发减排二氧化碳的技术,他们也在积极行动之中。包括这些技术,包括优化现有的生产流程,节能降耗,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开发新的工艺路线,尽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出,研究能够补给二氧化碳的方法,使其不会进入大气之中等等。还应当使技术与管理相结合,建立有关的机制,鼓励二氧化碳的减排和减排技术的转移,中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到2008年7月20日,中国在联合国已经成功注册的清洁发展机制合作项目达到244个,这些项目预期的年减排量为1.1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从我上面说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中国虽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还是尽了我们的努力,当然,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国家,我们之间也要进一步加强合作。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建立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的伙伴关系,形成群体推动的优势,近年来,国际合作在推动能源、资源、水资源与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方面,在推动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遏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做出了不少贡献,今后,要通过制度创新,鼓励和加强全球范围的国际合作,共同协调短期经济发展和长期环境保护的目标,需要建立信息资源交流和共享机制,促进不同主体间集体的行动和合作。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要共同爱护它。

我很高兴的看到,由我倡议举办的中外跨国公司CEO圆桌会议在去年获得成功的基础上,今年内容更加丰富,规模更加扩大,水平进一步提高,我看到许多去年与会的朋友,今年继续参加了会议,说明他们认同我们这个会议。我希望各位嘉宾和朋友,在我们为大家搭建的这个平台上,充分交流、深入探讨,积极贡献你们的热情和智慧,圆满的完成第二届中外跨国公司CEO圆桌会议预定的各项任务。谢谢大家。